马建标 | 塑造救世主: “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摘要: “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成为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最受欢迎的外来思想。

09-09 22:10 首页 学术月刊

作者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兴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次文化革新运动主要由蔡元培领衔的北京大学发起。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中国北方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都对美国心存好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文化运动是在北京发起,但是这场运动在南部中国的舆论中心——上海也是拥有支持者的。其中,如黄炎培领导的江苏省教育会、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南方当时最重要的教育、印刷和新闻机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上海的这两家机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共同的传统教育背景和文化革新观念,使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江苏省教育会、商务印书馆等文化机构,在“一战”后期不约而同地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事业。在对外关系上,北京大学与上海的这两家机构还拥有一个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它们都一致推崇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倡的“威尔逊主义”。


威尔逊主义给“五四”前夕的中国知识界和学生界带来了“六个月的乐观”。正是在威尔逊主义的感召下,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到美国公使馆门口,高呼“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五四运动的领袖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等北大学生的导师胡适也据此认为,“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当日引起全世界人类乐观的威尔逊主义在当日确是‘五四’运动的一种源动力”。在五四运动前夕,学界领袖蔡元培、胡适以及研究系的梁启超等人利用所掌握的学术话语权和新闻资源,竭力地在中国传播威尔逊主义,将威尔逊总统塑造成一个拯救中国的伟大的“救世主”。


有关“一战”时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一直缺乏专门的研究,导致研究缺失的主要原因就是相关研究文献的不易查找,让研究者望而却步。本项研究主要利用威尔逊总统的文件集以及“一战”时期的中国报纸杂志和亲历者的文献资料,尝试重建“一战”时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图景。






二、神话制造者:

公共情报委员会与威尔逊主义的宣传


1917年,威尔逊总统带领美国参加“一战”。其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战争演说,这些演说内容构成了他的“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集中体现了他的救世理念,以及他充当人类救世主的远大抱负。为了让他的救世理念广为人知,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4月14日成立了一个专门宣传其主义的“公共情报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这个委员会中有三位主任是威尔逊的内阁成员,他们是陆军部长牛顿·D·巴克(Newton D. Baker),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和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另请著名记者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担任委员会主席兼第四主任;克里尔是威尔逊总统的老朋友,早在1911年克里尔就支持威尔逊参加总统大选提名,其后一直与威尔逊总统保持密切联络。由于这层关系,威尔逊总统在计划成立一个战时新闻检查机构时,克里尔就自然地成为他的合意人选。


1917年4月9日,威尔逊总统在与海军部长丹尼尔斯谈论战时新闻检查问题时,提出他将任命克里尔为即将设立的战时新闻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并由军方提供协助。其后,丹尼尔斯负责与克里尔联络,积极筹划这个神秘的战时新闻检查机构的设立。1917年4月11日,丹尼尔斯写信告诉威尔逊总统,宣传委员会的设立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待威尔逊总统的正式任命了。同时,丹尼尔斯将克里尔准备的关于新闻检查委员会的备忘录提交给威尔逊总统。在这份备忘录里,克里尔首先向威尔逊总统建议,“新闻检查”(censorship)这个词过于敏感,颇有歧义,容易引起美国公众的反感,因此他建议不要使用这个词;克里尔还建议,为了避免公众的猜疑,应由一个民间人士来担任委员会主席,暗中获得美国陆军、海军和国务院的协助;最后,克里尔建议他已经物色50位著名记者担任委员会的成员。 4月12日,威尔逊给丹尼尔斯回信说,他“非常赞同克里尔的备忘录”,表示他可以立即任命克里尔担任委员会主席。


公共情报委员会的设立,是一个集思广益的结果。如上所述,威尔逊总统最初的创意只是成立一个由克里尔领导的“战时新闻审查机构”,其主要职能就是负责新闻“审查”。但是,在酝酿的过程中,丹尼尔斯、克里尔以及国务卿兰辛等人进一步提出建议,他们认为应该将“新闻审查”和“新闻宣传”结合起来,两者可以相得益彰,更好地调动美国人民的参战热情,服务于美国的战争需要。在此背景下,公共情报委员会应运而生。1917年4月13日,国务卿兰辛、陆军部长巴克和海军部长丹尼尔斯联名给威尔逊总统写信,提议说:“美国政府当前最急需的就是美国人民的信任、乐观和支持,但是这种需要不是自然兑现的,它需要通过对公共事业的坦率而诚恳的宣传,才能调动民众对政府参战事业的支持热情。因此,我们认为,新闻检查和公共宣传这两大职能如果合二为一,将能产生更好的效果,为此需要成立一个公共情报委员会。”4月14日,威尔逊总统批准公共情报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克里尔担任委员会主席;同时,威尔逊还授权国务卿兰辛参与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工作,并让他在委员会的文件上签字。对于兰辛的参与,公共情报委员会主席克里尔极不情愿。兰辛认为他是国务卿,他的签名应该放在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和陆军部长巴克的前面。于是,克里尔嘲笑兰辛是一个“小气鬼”,丹尼尔斯和巴克听后,也“会心一笑”。


作为公共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克里尔可以绕过国务卿兰辛、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和陆军部长巴克,直接与威尔逊总统通信,商讨宣传工作。对于克里尔的工作请求,威尔逊一般而言都是“有求必应”。公共情报委员会的职能就是宣传威尔逊总统的战争目的,是威尔逊总统与新闻界沟通的桥梁。1917年5月17日,威尔逊将克里尔撰写的公共情报委员会“对美国新闻界的声明”批改稿,返还给克里尔,除了细微的改动之外,他对这份声明稿非常满意。这份“对美国新闻界的声明”中,克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首次向外界公布了委员会的成立经过,公布了其目的就是“真实报道美国的战时新闻,获得美国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克里尔本人就是一位资深的杂志编辑和著名记者,他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与美国新闻记者保持密切的互动,赢得了新闻界的信赖。对于克里尔杰出的宣传工作,威尔逊深表满意。


在公共情报委员会的运作下,美国政府在“一战”后期开展了一项世界性的宣传运动,其目的是把美国塑造成一个“值得信任的民主制度的捍卫者”。从1917年成立到1919年6月公共情报委员会被取缔为止,克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工作。在这大量的宣传工作中,公共情报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把威尔逊包装成一位伟大的救世主。尽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宣传“民族自决主张”,并努力向殖民地世界传播其主张,但是威尔逊主义在1919年底之前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救世主义。在广大的殖民地区,威尔逊的话语比列宁主义更有吸引力。毕竟,美国是一个世界大国,美国的参战给协约国的胜利带来了希望。也只有在威尔逊主义破灭之后,列宁主义才在殖民地区获得了更广泛的拥护。威尔逊描绘的世界新秩序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想象力。在“一战”的浩劫之后,威尔逊主义不仅吸引着全世界政治精英的关注,而无论这些政治精英彼此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拥护威尔逊主义。


威尔逊主义之所以享誉国际社会,当然与克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宣传有关系。作为委员会主席,克里尔非常清楚海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直接负责指导公共情报委员会海外分部的建立。1918年1月,克里尔任命威尔·埃尔文(Will Irwin)担任公共情报委员会的海外部主任。埃尔文任职六个月之后又回到欧洲工作,于是克里尔任命刚从俄国回来的埃德加·G·希森(Edgar G. Sisson)继任海外部主任,担任其副手的则是卡尔·毕厄尔(Carl Byoir)和哈里·N·尼基(Harry N. Rickey),他们三人一直担任到委员会终止。公共情报委员会在欧洲、南美洲、俄国和亚洲等地都设有海外分部,在当地负责宣传威尔逊主义和美国的外交政策。


受苦受难的中国,也是威尔逊要拯救的对象。威尔逊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帮助中国人民实现独立和现代化的愿望”。自1913年威尔逊担任总统以来,他率先承认了中华民国,赢得了中国公众的好感。“一战”爆发之后,日本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引起了中国公众的恶感。与此同时,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为代表的美国在华侨民竭力与中国亲善。许多美国侨民,包括商人、美国海军军官和外交官对中国的反日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的教授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表现出知识分子彻底改造中国文明的愿望。他们认识到,中国要独立富强,必须改造旧文化,传播新文化,而他们理想中的新文化其实就是美国文化。无论是1915年的抵制日货运动,还是1917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都让美国人觉得中国的民族觉醒运动是针对日本和欧洲帝国主义的,而不是针对美国的。相反,以芮恩施公使为代表的许多美国在华侨民都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中国的友邦,是中国觉醒运动的支持者,是中国主权的维护者。正是在此背景下,1918年9月,公共情报委员会的中国分部在上海成立。





三、膜拜者:

舆论领袖与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战”时期,协约国与同盟国都竞相在中国开展宣传,以服务于本国的战争需要。在协约国阵营中,英国对华的战争宣传最为卖力。英国通过在中国的路透社分社以及其殖民地香港、英国驻京公使馆和驻沪领事馆等外交机关散布有利于协约国的外交政策和战时新闻,鼓励中国参加协约国;作为协约国的敌国,德国人也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战争宣传,德国的通讯社每天通过电报从柏林向中国报界提供新闻情报服务,其目的是阻止中国加入协约国,煽动中国人的反英和反日的民族情绪。“一战”时期,美国在中国的国际宣传虽然起步较晚,却是后来居上。


德国在“一战”前期的对华宣传比较成功地助长了中国人的反日与反英的民族情绪,而美国作为一个中立国却在中国享有比较好的国家形象。如克里尔所言:“中国人不喜欢英国,也憎恨日本,因此在中国培育有利于协约国的公众舆论的使命非美国和美国人来完成不可。”克里尔的这段话虽然不无道理,却有夸大他所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在中国的宣传效果之嫌疑。实际上,在1918年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派驻中国之前,中国媒体界已经在自发地宣传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主张了。


从民国初年开始,上海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杂志》就经常地刊登有关威尔逊的报道。1912年,民主党人威尔逊参加美国的总统大选。同年,《东方杂志》及时刊登了威尔逊的照片以及他竞选总统的“政治纲领”;而这篇译文的作者钱智修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总体上看,《东方杂志》刊登的相关文章都是倾向于塑造威尔逊总统的正面形象。如1913年,《东方杂志》刊登了一篇译文《我为何而赞成威尔逊乎》,其文称赞威尔逊总统是“美国伟人”,颂扬威尔逊“尊崇美国法律,常独居深心,抱乐观之主义”,还赞美威尔逊在担任新泽西州州长时,“事功既著,令闻所播,全国倾心”。同年,钱智修还翻译了威尔逊总统的《新自由论》,威尔逊的新自由的核心观点就是“政府者本属于人民,故各项政策,人民皆有权以断定之”,因此他的唯一主张就是“还政于民,让人民参预政治”。威尔逊当选总统之际,正值中华民国刚刚建立,中国国内的民主潮流方兴未艾。此时,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刊登威尔逊总统的政治主张,当然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考虑。


民国初年的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对民主共和还抱有乐观的希望,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主言论恰好符合了他们的心理预期。诚如时人所言:“吾中华民国新建共和礼仪制度,自宜效法先进之国,以趋于世界之大同。美国每届新总统莅任,其仪式之庄严,庆典之矞皇,恒有非世界他共和国所能及者。” 1913年春,威尔逊就任总统不久,就宣布美国退出国际银行团,随后率先承认中华民国。此举令中国舆论界欢喜鼓舞,进步党领袖梁启超主办的杂志《庸言》盛赞威尔逊总统“仗义执言”。中国媒体还将威尔逊总统描绘成一个品德高尚的学者型政治家。如《直隶教育界》在介绍威尔逊总统的历史时,说他曾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著名的政治学家,还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威尔逊的长相和性格,如说他“体材中等,不事跳舞,且不好游戏,暇时每独自游行;性喜静,待人极谦恭,无论何人均得见之”,也有杂志赞扬威尔逊总统“天性磊落,举止活泼,亦颇有自然成趣者”。总体而言,民国初年,中国媒体界已经把威尔逊总统描绘成一位“公正无私的伟大政治家”。


1914年“一战”爆发之后,美国宣布中立。日本出兵中国山东,击败青岛的德国驻军,中国也宣布中立。中国媒体称赞威尔逊总统的中立政策,是国际社会的“中立之范,和平之神”。作为学者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深受中国留美学生的欢迎。中国留美学生的刊物《留美学生季报》是他们向中国国内读者宣传威尔逊总统的伟大光明形象的重要媒介。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文章,讲述了威尔逊总统的“亲民故事”。故事说,威尔逊总统在发表通牒抗议德国击沉“卢西塔尼亚”号轮船之后,到某地消夏时,在停车场受到当地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观者争相与其握手。其中一位劳动者对威尔逊说“吾手未盥,请恕吾垢”,但威尔逊总统毫不介意地与其握手。这尽管只是一个威尔逊总统与劳动者握手的小故事,却生动地向中国读者传达了威尔逊总统的亲民美德。对此,任鸿隽感慨说:“吾读此新闻,不知其为家人父子之谈话,或元首与人们之会晤也。”更有甚者,当时的英语普及刊物还将与威尔逊总统有关的“新年贺词”当作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范本。在此情况下,到了1915年当媒体向中国读者介绍威尔逊总统的轶事时,不得不慨叹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近世列强元首中之卓著,固为世界所共知,无待赘言之。”


一般而论,中国媒体对威尔逊总统的事迹报道,因杂志背景不同而大约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为代表的学术性刊物,主要刊登威尔逊总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政策,并配有威尔逊总统及其内阁成员的肖像,其读者群一般具有较好的教育经历和社会地位;一类是社会通俗杂志,其读者主要是普通大众,主要刊登和威尔逊总统有关的娱乐故事。如1916年,《余兴》杂志刊登了有关威尔逊总统的“灯谜”。在其“灯谜”栏目中,第一个灯谜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要求读者从《聊斋》中寻找对应的答案。总之,在1918年“一战”结束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已经成为中国大小媒体上的焦点人物,并且已被描绘成为一位道德高尚、同情民生疾苦的伟大政治家。也是在此关头,美国政府驻华使馆人员以及克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传播威尔逊主义。


自从美国在1917年参战之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就倡议在中国的美籍教师和传教士担任志愿者,翻译威尔逊总统的参战演说,并免费向中国媒体提供。 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率先编辑出版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 1918年6月,芮恩施公使返回美国华盛顿,请求美国政府公共情报委员会尽快在中国设立分部;同年9月,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分会在上海成立,与美国记者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在同一层楼办公,负责人为卡尔·克劳(Carl Crow)。上海分会成立之后,其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威尔逊主义。也是在芮恩施的督促下,鲍威尔为上海分会起草了一份详细的宣传计划方案,其中包括向中文报纸提供美国的战时新闻。随后,上海分会还成立了“东方通讯社”,向中国报界提供消息。从1919年1月开始,克劳领导的东方通讯社正式更名为“中美通讯社”。中美通讯社的消息来源来自克里尔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总部,他们将有关威尔逊总统的战争演说、外交政策和政府公报通过无线电传递给北京的美国海军广播电台,再发给克劳在上海的中美通讯社。


克劳领导的上海分会在宣传威尔逊主义上,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威尔逊主义所宣扬的美国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观念对中国人非常有吸引力。克劳承认:“我的工作简单容易,因为威尔逊总统的演说和宣言都是理想的宣传素材。”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克劳将威尔逊的参战演说文本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请其组织人员翻译成中文出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蒋梦麟成为理想的翻译人选。一年前,蒋梦麟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在江苏省教育会领袖黄炎培的介绍下,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作为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蒋梦麟自然地成为中国出版界亲美势力的代表,而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江苏省教育会和商务印书馆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亲美势力组织。


江苏省教育会在中国东南教育界是最有势力的团体。该会领袖黄炎培曾作为教育界代表参加了1915年的“游美实业团”访问美国。游美期间,黄炎培对美国发达的政治、教育、商业文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作此记,谨先停笔,遥谢吾亲爱之友邦美利坚政府,以及各地教育行政机关、各教育名家、各教育机关、各社会之厚我中华民国,推而及余身,俾得以至重要至真切之现状,实吾记载,供全国教育家之研究取法,凡皆吾亲爱之友邦之赐……实业团之目的,在考察美国实业……而其性质纯属国民代表,故尤为美国上下所一致欢迎,其竭诚尽敬,以表殷拳。据侨美老辈言,虽视曩年李文忠之来,有过之无不及。”正是在黄炎培的帮助下,蒋梦麟到美国留学,研究教育,其目的就是为江苏省教育会培养人才。江苏省教育会与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也由于这层关系,蒋梦麟回国之后同时在这两家机构工作,身兼两职。其时,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中国印刷界的巨头,大有垄断中国印刷业的势头。


商务印书馆对牵涉到政治外交问题的书籍印刷非常慎重,该馆领导人张元济和高梦旦曾在1918年1月26日决定拒绝印刷路滨生的“写实派小说”《中国黑幕大观》。由于中德绝交,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在1917年12月7日通告印刷所,以后“德人印件,概不承印”。虽是在商言商,尽量与政治保持距离,但是商务印书馆对美国在华势力却是刮目相看。“一战”期间,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分会总干事余日章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中国社会上很有影响力。为此,张元济在1916年8月委托黄炎培与余日章联络,每月供给余日章50元津贴,请余日章为商务印书馆撰写论说,或者是帮助编辑校对英文书,甚至主动提出印刷余日章的演说稿,借此讨好余日章。自然,留美学生蒋梦麟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时,也受到张元济的格外器重。蒋梦麟与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北大教授胡适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兼密友。由于蒋梦麟与中国学界关系密切,他在商务任职后就对张元济建议,商务印书馆应该出版高校书籍,此举不仅满足高校需要,还可以“提高营业,联络学界”,他的建议得到了张元济的认可,认为其“所言颇有理”。根据以上所论,可知蒋梦麟成为联络中国印刷界与学术界的一位关键人物,也是一位可以凝聚中国各方亲美势力的重要线人。而克劳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上海分会真可谓独具只眼,选中蒋氏,由其担纲翻译威尔逊总统的参战演说。


1918年11月11日,“一战”宣告结束。这一天,蒋梦麟用激动的心情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写下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序言。他在序言中,对威尔逊大加吹捧:“威尔逊总统参战演说八篇,代表大共和国光明正大之民意,为世界求永久之和平,为人类保公共之利权者也。今战事已告终止,武力既摧,强权乃折,民意既彰,正义自伸。威总统之言,实为世界大同之先导,凡爱平民主义者,莫不敬而重之。”此版还收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为威尔逊总统撰写的小传。卜舫济在《威尔逊总统小传》中写道,威尔逊总统的主张“协约国共同之宗旨,其演说之文章得在美国文学史中独树一帜,与林肯、韦伯斯特相比美”。


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拥有庞大的发行系统,在中国沿海和内地重要城市都有分销处,故而《威尔逊参战演说》一经销售,立即走红市场。特别是在中国的高校师生中,《威尔逊参战演说》大受欢迎。1918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文科出版部发布广告,说《威尔逊参战演说》已经到校,本校师生都可以来签名领取。在上海,《威尔逊参战演说》供不应求,风靡环宇。随着威尔逊主义风靡全中国,威尔逊总统的形象也被中国人塑造成一个神话。






四、余论:

威尔逊主义与五四运动的爆发


“一战”结束之际,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固然与克里尔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幕后推动以及蒋梦麟为首的亲美知识分子的积极鼓吹有关,但是“一战”结束所带来的民主和平的国际潮流也是大势所趋。如蒋梦麟所言:“那时正是欧战后不久,自由与民主正风靡全世界,威尔逊主义已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中国青年正浸淫于战后由欧美涌至的新思想。”威尔逊主义所标榜的“使世界和平公道之正义,不为私心所制服”,以及“民族自决”的原则特别容易受到像中国这样的弱小国家的欢迎。


除中国之外,威尔逊主义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受到广泛的欢迎。随着同盟国的战败,威尔逊主义风靡欧洲各国。在1918年12月的爱尔兰大选中,威尔逊主义发挥了关键作用;阿拉伯地区的领袖们也用威尔逊主义抵抗英法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殖民阴谋;土耳其军队领袖把威尔逊主义当做民族独立的救命稻草;越南民族领袖胡志明亲自到巴黎和会求见威尔逊总统,请求威尔逊支持越南民族自决;在朝鲜爆发了1919年的“三一运动”。而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在席卷全球的威尔逊主义的影响下爆发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战”行将结束之际,研究系领袖梁启超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威尔逊主义可以成为中国和平运动的思想武器。当徐世昌在1918年9月11日通电就任总统之后,梁启超立即上书徐世昌,建议徐世昌“旗帜鲜明地宣誓裁兵,外交重心应由日本转向欧美诸国”。威尔逊主义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影响,就是威尔逊总统特意选择在1918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致电中国总统徐世昌,劝告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根据威尔逊总统的建议,徐世昌在当月25日发表了和平命令。 1918年11月22日,北京公使馆的英美法日意等国代表召开外交团会议,支持徐世昌的停战决定;美国公使芮恩施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主张“只有重新统一的中国才能得到列强的支援”。在这种新的政治形势下,原先宣称绝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参与了和平运动,他与研究系的熊希龄一同发起了和平期成会。正是威尔逊主义促使蔡元培在1918年底走上了干预政治的道路,如胡适所言:“蔡先生和当日的几个开明的政治家(如林长民、汪大燮)都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的人。” 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其中说:“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蔡元培这一天的演说,也被胡适视为“北京大学走上干涉政治的路子”和“蔡先生带着我们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的开端。简言之,在五四运动前,威尔逊主义已经成为大总统徐世昌、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以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政治家和舆论领袖发起国内和平运动的理论支撑。


在媒体的宣扬下,威尔逊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即使穷兵黩武的北洋军阀将领也不敢公开反对它。1918年10月27日,皖系军阀倪嗣冲致电和平期成会会长熊希龄说:“嗣冲虽愚,然区区爱国之诚,正与诸公不谋而合,苟能和平统一,尤所祷祝以求。”对于研究系发起的和平运动,直系军阀曹锟也表示,“诸公爱国爱群,此番登高一呼,当必如响斯应”。虽然这只是军阀的奉承之词,但是在威尔逊主义倡议下的中国和平运动毕竟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让好战的北洋军阀们不敢公然反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两个重要口号:科学与民主。其中,民主口号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就是威尔逊主义。北大学生谭鸣谦说:“精神的‘德谟克拉西’今日当以美国现任大总统威尔逊氏所高唱之人道主义为代表”;而威尔逊所发表的言论“无非发挥公道正义,促进由平等,以贯彻其本邦所培育多年精神的‘德谟克拉西’之主张”。威尔逊主义中最吸引人的就是民族自决原则,这个原则在五四运动前夕被中国公众用来表达民主政治的诉求。1919年2月16日,研究系以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为思想武器,发起成立国民外交协会。研究系人员在介绍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的缘起时,特意指出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将成为处理“国际间一切问题的前提”。同年3月28日,湘事维持会发表通电,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来反对谭延闿对湖南的专制统治。简言之,在五四运动前夕,以研究系为代表的各种政治团体都在竞相打着威尔逊主义的旗号,从事各种名义的和平政治运动或国民外交运动。


但是,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交涉上,对日本外交代表做出妥协。这一消息由研究系领袖梁启超率先传回国内,并由研究系干将林长民在北京1919年5月2日的《晨报》上刊登,号召国人群起抗争。于是,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就爆发了。





【马建标《塑造救世主:“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





首页 - 学术月刊 的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