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志|什么是系谱学 —— 福柯政治哲学探析

摘要: 福柯的后现代主义与政治哲学交汇于他的系谱学之中。

09-25 20:17 首页 学术月刊

作者姚大志,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吉林长春 130012)。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件,一个是政治哲学的突然崛起,另外一个是后现代主义的广泛传播。就历史而言,这两个事件具有不同的源流:前者肇始于美国,然后推及世界;后者发生于法国,随后传播到全球。就逻辑而言,这两个事件具有不同的性质:政治哲学的焦点是正义,其性质属于实践哲学或者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后现代主义的焦点是话语或知识,其性质属于理论哲学或者康德所说的“理论理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西方属于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哲学,而且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也都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政治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也可以是重合的。这种重合不仅是指某些政治哲学是后现代主义的,而且更是指某些后现代主义具有自己的政治哲学。这种重合的例子最典型地体现在福柯(Michel Foucault)身上。福柯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者,而且也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虽然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就以“知识考古学”崭露头角,但真正使他名扬天下的则是“系谱学”。福柯的系谱学由三个基本维度构成:一个中心,即权力;两个基本点,即知识和身体。这样他的系谱学就以权力为中心形成了两个基本论题:一个论题探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这也被称为“真理政治学”(politics of truth);一个论题探讨权力与身体的关系,这也被称为“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质言之,福柯的系谱学就是他的政治哲学。




一、
真理政治学


系谱学探讨的一个基本论题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知识的态度发生了两大变化。第一,全面的和总体的理论已经不合潮流,局部的和无中心的理论开始成为时尚。总体性的思维方式不再是研究的有力工具,而变为障碍。第二,这种重视局部的思想方式已经压倒了传统的认识论主义,现在重要的东西不是理论,而是生活,不是知识,而是现实。


伴随着这些变化,原有的正统知识等级体系出现了松动。在正统的知识体系中,全部知识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楷模。同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知识是不完备的、有局限的和不合格的。它们不仅比科学低劣,而且也被迫向科学看齐。但是现在,这些人文知识开始抗争,要求在知识体系中占有合法的一席之地。福柯的系谱学正是站在这些“不合格”知识的立场上,批评科学的霸权主义,反对以科学为楷模的知识等级体系,试图将这些原先低人一等的知识从科学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系谱学与科学不同。科学在知识中关心的是真理,并且以揭示真理为己任。系谱学在知识中关心的是权力,并且努力提供一种权力分析。但是,福柯的系谱学与传统的政治学也不同,尽管两者的主题都是权力。对于西方正统的政治学,权力主要是合法性问题,例如,在中世纪,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国王的王权,在现代社会中,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议会的主权。这种正统政治学的权力观念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统治者是否拥有合法的权力进行统治,另一个方面是被统治者是否有义务服从统治者的权力。福柯反对从合法性探讨权力,而主张从压制和约束的角度看待权力。福柯试图表明权力是一种“约束技术”,而它作为一种“技术”同知识或真理紧密相关。


如果西方正统的政治学和福柯的系谱学所研究的都是权力,那么两者有何区别?一般而言,这种区别也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具体来说,系谱学在研究权力时,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显然是后现代主义的。


第一,福柯认为,关于研究权力,重要的问题不存在于权力中枢(中央),而存在于权力的终端、末梢和最终目的地,即权力之局部的、基层的形式和机构。对于系谱学,重要的事情不是权力机构的合法性,而是权力在微观形式上的运行。不要把权力看作某种东西,因为权力的存在就在于它的运作。权力的运作在时空关系上是局部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不平等的,在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在性质上是流动变化的。系谱学的目的就是识别、分离并且分析这种权力运作的政治技术及其网络形式。


第二,福柯认为,权力分析不应该在意识或意图的层面上进行,不应该从内在的观点来思考权力,也不应试图提出并回答这样的问题:谁拥有权力?他的目的是什么?相反,关于权力分析,应该注意的是权力的外在表现、它的实际运作和运作的结果,从而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权力是如何表现为压制的?人们是如何服从统治的?权力在微观层次上是如何运作的?在这个问题上,福柯的核心思想是:权力是有意图(目的)的,但不是主观(主体)的。权力是有意图的,这体现为政治行为的计算、协调和决定等。但是,权力不是主观的,不存在任何背后的动机之中,权力也不属于任何主体。福柯的这种观点也被称为“没有主体的权力”,而“没有主体的权力”表达了后现代主义关于微观权力和权力网络的一种深刻洞见。


第三,福柯提出,不要将权力看作一个人统治另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而应该把权力视为一种流通的东西,一种以连锁形式发挥功能的东西。权力不存在于任何人的手里,而是通过网络组织被使用和实行。传统的政治学主张个人拥有权力,并将权力看作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但是按照系谱学,个人是权力的后果,不仅权力构造出个人,而且个人也是权力的工具。福柯承认权力同统治有关,也不否认阶级统治是一种现实,但他认为统治不是权力的本质,把人们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于权力分析也没有重要意义,因为所有人(包括统治者本身)都是权力的工具。


第四,福柯提出,权力分析不应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分析,不是从中心点开始推演权力,以求发现权力渗入基层的范围和再生产自身的程度,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分析, 它从最细微的机制开始探索它们如何拓展、转变、更换和扩张为更普遍的机制。因此,对于探讨权力如何发挥其功能的机制,真正需要的是历史性的东西,从最底层开始的东西。这里需要注意,福柯在“自下而上”中强调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分析权力的思路。人们的思路一旦转向微观权力,那么重要的东西便不是主权或合法性(谁拥有权力),而是权力的技术(权力如何运作)。


第五,虽然福柯承认权力同知识或观念相关,但他认为权力不是意识形态的。福柯反对把权力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他认为,权力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权力运行需要“观察方法”“记录技术”“调查程序”以及“控制装置”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权力所涉及的是知识而不是意识形态。这里福柯意在反对传统政治学,因为这种政治学关心主体、阶级、利益和意图,而意识形态是这些东西在观念层面上的表达。


由此可见,福柯的权力观同正统观点是直接对立的。正统的权力观把权力理解为法律的主权,而法律的主权则与国家机构相关。这种正统的权力观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确立的,它被用来为王权辩护,就此而言,它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当然,正统权力观也可以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为现代的议会民主提供支持。但福柯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毕竟不同于封建社会,在它内部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即“约束权力”,而用正统的政治学理论是无法解释这种新型权力的。这样福柯实际上主张,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两套权力机制,一种是法律-主权的权力,另外一种是“约束权力”,它们的性质完全不同,不能相互还原。法律-主权的权力的基础是权利(合法性),“约束权力”的基础是知识。福柯的政治哲学是对“约束权力”的分析,在这种意义上,它也被称为“知识政治学”。


福柯的政治哲学无论是被称为“生物政治学”和“真理政治学”,还是“身体政治学”和“知识政治学”,其实质都是为了表明它是一种“微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学”是相对于“宏观政治学”而言的,而福柯反对的“宏观政治学”主要有三种,即资产阶级的正统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弗洛伊德主义。针对这些“宏观政治学”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正统政治学,福柯提出:“我们需要的东西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既不是围绕主权问题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围绕法律和禁令问题建立起来的。我们需要的是砍掉国王的脑袋:这正是政治理论中还有待于去做的事情。”


福柯的政治哲学试图用“微观权力”或“约束权力”去对抗“宏观权力”或“主权权力”,但是我们知道,“宏观权力”一般来说远比“微观权力”重要。这样我们需要追问,福柯用“微观权力”反对“宏观权力”的理由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往往都带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从实践角度讲,讨论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抗权力。福柯认为,就反抗权力而言,宏观权力并不重要。他以夺取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例,来说明宏观权力的局限性。首先,革命运动为了夺取政权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必须组织成为政党,而这些机构具有同国家一样的等级制度和权力机制。其次,革命能削弱国家机构,但无法消灭国家机构,作为权力机制的国家机构在任何革命之后都会保留下来。最后,为了使国家机构正常运转,革命者必须求助于技术人员和专家,必须求助于资产阶级。福柯以此表明,只要在基层、局部或微观层面上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任何宏观的变化都不是真正的变化,也不能真正解决任何问题。


启蒙以来,真理一直被认为是普遍的、客观的和纯粹的。尼采第一个提出了与启蒙针锋相对的主张:没有普遍的真理,真理总是某些人的真理,真理既不客观也不纯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福柯的系谱学继承了尼采的衣钵,并且加以发扬光大。无论是按照尼采的系谱学还是福柯的系谱学,在谈到真理的时候,都会首先问一个关键问题:谁的真理?


福柯认为,没有客观的和纯粹的真理,因为真理不在权力的外面,而处于权力之中。真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事物,它同权力相互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真理是一种制度。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真理制度,都有关于真理的普通政治学:“它接受其为真理并使其发挥真理功能的话语形式;能够使一个人区别真假陈述的机制和步骤;每一种真理被认可的方法;获得真理的技术和程序;负责说出什么被当作真理的那些人的地位。”


福柯试图通过他的真理政治学来倒转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传统政治学认为,权力与知识是不同的东西,权力追求利益,知识追求真理。既使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那么这种关联也是外在的,即像培根所说的那样,知识能够产生出力量(权力)。相反,福柯的真理政治学主张,权力和真理的关系是内在的,两者密不可分。一方面,权力在知识层面同利益层面一样会产生出后果,即权力产生出真理的效果。另一方面,真理以权力的形式发挥其功能,并且传播权力的影响,即真理产生出权力的效果。没有知识,权力无法运作;没有真理,权力无法实行。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为了实行权力,我们必须谈论真理、探索真理、发现真理、揭露真理,我们必须像生产财富一样去生产真理。用福柯自己的话说,“通过权力,我们服从于真理的生产;只有通过真理的生产,我们才能实行权力”。


福柯将真理理解为关于陈述的生产、控制、分配、循环和操作的程序体系,因此真理是一种制度。真理作为制度,意味着什么东西被视为真理是由权力决定的。权力与真理具有双向循环的关系:权力产生真理并维持真理,真理也产生权力的效果。是否有可能把真理与权力分开?能不能将真理从权力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福柯的回答是否定的。在福柯看来,问题不在于把真理从权力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幻想,因为真理已经是权力),而在于使真理脱离权力的霸权形式,无论这种霸权形式是社会的、经济的或文化的。实质上,福柯是用权力的多元来瓦解权力的霸权。


在这里,我们把福柯的政治哲学与西方正统的政治哲学加以对比是有益的。西方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哲学是自由主义,而当代自由主义是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理论,无论这种理论是罗尔斯式的还是诺奇克式的。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权利,而所有人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福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权力,但是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力显然是不平等的。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权利是具有优先地位的,因此我们应该用平等的权利来约束或限制不平等的权力。但是从福柯系谱学的观点看,权力是第一位的,权利实质上不过是权力用来掩人耳目的工具。传统上,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通过社会契约论来为国家的权力提供合法性。但是在福柯看来,政治哲学的问题不在于提供合法性,而在于消解合法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正统政治哲学是建构性的,其目的是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平等,而福柯的政治哲学则是批判性的,其目的是揭示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当然,与正统政治哲学相比,福柯的政治哲学既有洞见,也有局限。










二、
生物政治学
        

如果说真理政治学关心的是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那么生物政治学关心的则是权力与身体的关系。权力是通过福柯所说的“权力技术”来对待身体的。虽然权力技术是各种各样的,权力施加于身体的方式是变化万千的,但是福柯的系谱学主要研究了两种权力技术:一种是“约束技术”,它用于作为客体的人;另一种是“性技术”,它用于作为主体的人。所谓作为客体的人是指下层阶级,作为主体的人则是指资产阶级。


“约束技术”适用于作为客体的人,被用来操纵、控制、塑造和训练人的身体。在权力通过约束技术作用于人体的过程中,人的身体表现出服从和配合,同时也变得富有技巧和日益强壮。在福柯看来,约束技术的根本目的是在人的能力和对人的支配之间建立一种极为紧密的关系,使人既有高超的能力,又极为驯顺听话。要达到这个目的,约束技术需要在功利的经济方面增强人体的能力,同时又需要在服从的政治方面削弱人体的能力。通过这种约束技术的训练,人体在有用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听话,或者在听话的时候变得非常有用。这种约束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各种领域中都发挥作用,如学校、医院、军队和工厂,当然最典型的还是监狱。


福柯所说的约束技术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层级监视”。监视是约束技术的一个重要环节,观察、注视和监视在医院、学校、军营和监狱中都履行着重要的功能。监视也涉及科学(如光学和建筑学),当代医院、学校、军营和监狱的设计和建造都要考虑便于监视的问题。第二种模式是“常规评价”。福柯认为,除了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的刑罚之外,每个社会都有无法为法律所包容的微观惩罚,而这种微观惩罚就是“常规评价”。如关于时间(迟到、缺席、工作间断)、活动(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热忱)、行为(失礼、抗拒)、言论(闲聊、粗野)、身体(姿态不雅、体态不庄、不整洁)、性(不道德、不庄重)等方面,都存在着一整套的常规评价。第三种模式是“检查”。“检查”是“层级监视”和“常规评价”的结合,如学生在学校里的考试或病人在医院里的体检。“检查”的重要性表现为两种颠倒。首先,在传统的权力形式中,权力本身是可见的,经常被展示和炫耀;在当代社会中,权力本身变为不可见的,而权力施加的对象则必须是可见的,如病人。可见性是约束技术的关键。其次,在传统社会中,只有英雄和帝王的生活才是可知的,才能够被记录下来成为史诗或历史文献;在当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最琐碎生活都记录在案,如学生的成绩单或病人的病历等。“检查”表明了这些被当作客体的人们的服从,以及这些服从了的人们的客体化。


“约束技术”集中表现在现代的监狱制度之中,而系谱学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对监狱的分析和批判。按照正统的说法,监狱是一个改造人的机构。改造罪犯,使其恢复人性,重新做人,一直被视为建立监狱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监狱必须成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机构:囚室、工厂和医院。首先,监狱要剥夺犯人的自由,将他们隔离起来,加以囚禁。囚禁一方面使犯人无法继续犯罪,防止造反,另一方面使他们陷入孤独,从而进行自我反省,产生悔悟。其次,犯人在监狱中必须从事生产劳动,而劳动是为了改造。劳动不仅会产生经济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会强加给犯人一种生产体制和社会秩序的观念,而每个人都是这些体制或秩序中的一个零件。最后,监狱的目的是治病救人,犹如一个医院。为此,必须监视犯人,观察犯人,了解他们的表现,鼓励他们的进步,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知识来统筹。


福柯对法国的监狱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对“治病救人”的正统说法给予了批驳,对现代监狱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正统观点主张监狱是一个改造人的机构,但是在福柯看来,事实证明它失败了,因为监狱并没有降低犯罪率。虽然监狱一直在扩大和增加,但是犯罪和罪犯并没有被消灭,而且也没有减少,甚至反而增加了。短暂的拘禁造就了惯犯,囚犯中原先就是囚犯的人的比例非常高,进过监狱的人比以前更有可能再次进入监狱。监狱似乎具有与原来设想相反的功能。为什么被设想消灭罪犯的监狱不仅没有消灭罪犯反而制造罪犯呢?福柯认为,首先,监狱原本是一个遵循和尊重法律的机构,但是它的实际运行却有滥用权力的情况。在监狱的粗暴专断权力面前,犯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从而不再认为自己有罪。其次,监狱为产生罪犯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犯人容易培养相互的忠诚,形成具有等级的黑帮组织,这为未来的犯罪准备了条件。另外监狱也是一个犯罪学校,各种犯人之间相互交流经验,特别是少年犯向惯犯学习犯罪技巧。最后,犯人刑满释放以后,也难以找到工作,只好到处流浪,最终导致新的犯罪,并重新回到监狱。


监狱究竟是一个消灭罪犯还是制造罪犯的地方?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监狱的制度和功能。福柯认为,监狱制度包含四种因素:第一是“超级权力因素”,它在监狱实行强制性的约束;第二是“辅助的知识因素”,它产生出关于教育罪犯的客观性、技术和合理性;第三是“相反效果因素”,它再生产出(如果不是增加)各种犯罪行为,尽管监狱应该消灭这些犯罪行为;第四是“乌托邦重复因素”,即在理想主义名义下进行不断的改革,而这些改革与监狱的约束功能具有同构性。所以,监狱不仅仅是高墙、暴力、管理人员和各种规章制度,在福柯所说的“监狱制度”中,话语和建筑,强制性规则和科学命题,真实的社会效果和理想的乌托邦,改造罪犯的计划和强化罪犯的机制,都是合为一体的。


监狱制度将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是为了发挥一种比消灭犯罪远为复杂的功能。在福柯看来,监狱的功能不是消灭犯罪,而是区别出它们,分离开它们,利用它们。监狱与其说是要消灭违法行为,不如说是把违法行为纳入一种普遍的驯服策略之中。因此,刑罚显现出一种控制非法行为的方式,它划定容忍的界限,放松对某些行为的管束,加强对另一些行为的镇压,排斥某些行为,利用另外一些行为。法律的惩罚应该在关于对待非法行为的总体战略中加以重新定位,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监狱的真正性质。


福柯的逻辑是:为了证明监狱存在的合理性,必须存在罪犯,必须把某些人当作罪犯。福柯认为,监狱实质上是制造罪犯的地方,某些人必须被挑选出来成为罪犯,这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有利的。例如,几乎所有社会都存在着妓女和卖淫现象。虽然卖淫一般被视为犯罪,但通常又允许妓女存在,警察一般并不认真地扫除她们,因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她们的存在都是有用的。按照福柯的说法,警察、监狱和罪犯三者相互支持,构成一个共谋整体,并形成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整体中,警察的监视给监狱提供了罪犯,监狱把罪犯变成惯犯(警察监视的目标和助手),而警察的监视则周期性地将其中一些人送回监狱。警察和监狱对待犯罪的关键是控制它们:如果没有犯罪,这些机构无法存在;如果犯罪太猖狂,这些机构也无法存在。


在福柯看来,法律之外存在的其他社会机构同监狱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学校、医院、军队、工厂和监狱具有同构性,使用的都是权力技术,而学生、病人、士兵、工人和犯人都是权力运作的结果。福柯将这些机构统称为“监狱群岛”(carceral archipelago)。这样,在福柯的眼中,除了高墙之外,监狱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换言之,监狱是一个小社会,而社会是一个大监狱。


如果说“约束技术”用于作为客体的人,那么“性技术”则用于作为主体的人。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使用了两个关于性的概念,一个是“sex”,我们可以把它译为“性”,另一个是“sexuality”,我们可以将其译为“性态”。


福柯最初把“性”视为一种自然和天生的事物,而“性态”的话语和制度则都建立在“性”上面。后来福柯发现这种理解是错的,于是又将事情颠倒过来:不是“性”产生出“性态”,而是“性态”产生出“性”。那么究竟什么是“性”和“性态”呢?大体说来,“性态”是社会实践的对象,同肉体器官、个人快乐、人际关系和亲属关系相关,它反映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机构和制度;“性”则是观念和话语的对象,同真理、意义、科学和医疗相关,它反映了人们的认识。“性态”是异质的和多元的,关于它的机构和制度也是各种各样的;“性”则是一元的,它以真理的名义统一了所有关于性的话语。在福柯看来,无论是“性态”还是“性”,它们都不是弗洛伊德主义中永恒不变的本能或人性,而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因此,福柯有一段名言:“自18世纪,我们有了性态;自19世纪,我们有了性;在此之前,我们有的只是肉欲。”


福柯的系谱学涉及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即身体、知识和权力。由于性深深地嵌入了人的身体(尽管有时它隐而不露,有时又过分张扬),在生物政治学中,身体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变成了性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性与知识的关系是由“性”来表达的,其中强调的是科学。性与权力的关系则是由“性态”来揭示的,其中强调的则是权力。福柯认为性、权力和科学是结为一体的,这种结为一体的战略被称为“性态的部署”。


按照福柯的分析,“性态的部署”表现为四种权力战略:第一,妇女身体的歇斯底里化,这使“性态”弥漫于人的全身,从而使妇女身体成为性医学话语的主要分析对象;第二,儿童的性教育化,即向儿童表明性既是自然的,又是危险的;第三,生殖行为社会化,也就是说,夫妻的性行为现在负有医学责任和社会责任,而人口学和优生学被用来对性实行控制;第四,性变态的心理治疗化,即对性行为加以区分和归类,区别出性变态或性倒错,然后予以治疗。


生物政治学研究了两种权力技术。一种是约束技术,它主要以下层人民为对象,其目的是制造出听话而有用的身体。另一种就是性技术,它主要以资产阶级为对象,其目的是确保资产阶级身心强健、健康长寿和传宗接代,以牢牢维持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福柯所说的“性态的部署”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


人们通常认为,性是天生的,是一件最自然的事情。福柯主张,性不是自然的,而是一种文化构造。人们通常认为,性自身很单纯,属于生物本能。福柯主张,性非常复杂,真理和权力介入其中。在由真理和权力支配的文化和制度中,性既是对象,也是工具。因此福柯提出:“在权力组织起来的性态部署中,在权力对身体及其实在性、力量、能量、感觉和快乐的支配中,性是最思辨的、最空想的、最内在的因素。”


为什么福柯把“性态的部署”当作讨论权力问题的核心概念呢?在福柯看来,权力既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阶级,谈论权力既不能诉诸个人或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不能诉诸个人或阶级的利益。如果权力和政治实践都没有主体,那么如何理解和解释政治实践的一致性呢?没有别的办法,福柯只能用“性态的部署”这种无主体的战略来处理权力和政治实践问题。但是,权力和政治实践意味着冲突和斗争,而冲突和斗争不能没有主体。斗争不是意味着一些人反对另外一些人吗?不是意味着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吗?福柯主张,斗争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是我们大家互相开战。在这里,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哲学已经变成无政府主义了。


福柯认为他的政治哲学所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权力分析。这是一个涉及福柯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因为福柯只谈权力,而没有表达对权力的反抗。虽然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抗的哲学,但是福柯的系谱学只提供了关于权力的分析而没有提出关于反抗权力的理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福柯无法确定谁是反抗的主体。在他看来,现在西方社会实行的并不是民主制度,而是阶级专政的制度。阶级专政的社会必然有统治阶级,显然,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但谁是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福柯语焉不详了。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反抗资产阶级的主体。但是卢卡奇发现,当代无产阶级并没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从而无产阶级无法成为反抗的主体。福柯意识到马克思和卢卡奇关于革命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福柯只能寄希望于这样的说法:揭露权力,批判权力,就是同权力进行斗争。这样的说法显得非常空洞无物和软弱无力,特别是在锋芒毕露的后现代主义背景下。






【姚大志:《什么是系谱学—— 福柯政治哲学探析性》,《学术月刊》2017年第7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阅读带注释的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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